《表3 资产短缺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调节效应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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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短缺与中国经济的“失衡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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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P值（2）*，**，***分别表示10%，5%，1%上的显著性水平（3）Hausman检验的零假设是FE和RE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拒绝零假设表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4）Durbin-Wu-Hausman（DWH）内生性检验

接下来，我们研究资产短缺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关于模型（3）中带有的交互项，本文采用STATA网站关于内生交互项的2SLS处理方式（4），即FMA1，FMA2和资本存量的交互项便是其合适的工具变量FMA11和FMA22。具体结果在下表3。在报告2SLS之前，我们做了模型（3）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分别为40.4394和36.9818，均大于10的经验规则。在表3的2SLS回归结果中，DWH检验结果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因此工具变量有合理性。对模型（3）估计，可以发现资产短缺与资本存量的交互项系数（ASk）显著为负，可以推断:资产短缺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即资产短缺程度较大，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小，支持假设2。因为在我国长期“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偏好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同时，资产短缺形成的均衡性泡沫，能引起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与实际利率下降，产生资产价格效应和资产负债表联动溢出效应，从而缓解“三高一低”和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企业的融资约束、需求约束与实体约束，强化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短视行为，使这些企业继续维持粗放型增长方式，减损经济的后续动力。此外，如果政府出手调控缓解资产短缺，可能又会使更多金融资源在政府投资偏好下流向“三高一低”企业，导致过度投资加剧，难以保障经济可持续性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