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 贸易自由化对垂直一体化影响 (基于价值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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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中国企业垂直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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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值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各标准误差聚类在企业水平；控制变量包括集聚指数、金融发展、资本密集度、制度发展、生产率、企业规模，基于图表限制将相关控制变量进行删除。

使用企业部门间的产品流量数据计算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系数是更为合理的做法。但由于很难获取企业的部门信息数据，Acemoglu等（2010）、郑新迎等（2014）通过计算行业一体化指数间接计算企业一体化指数。因此本文重新替换垂直一体化指标，再次估计关税水平对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影响。本文参照表2的估计对关税滞后一期及滞后三期进行模型回归。表7中第（1）列、第（2）列、第（4）列及第（5）列分别为混合OLS和面板固定方法下的关税及关税滞后一期回归结果。关税与关税滞后一期仍对企业一体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关税滞后一期回归系数高于关税的同期回归系数，这表明基于价值链角度的企业垂直一体化程度受关税的上年影响比较大。虽然表7第（3）列、第（6）列显示关税滞后三期对企业垂直一体化有负向影响，但面板回归结果第（6）列不显著。这是因为在产业关联视角下增加值样本删去了大量内陆地区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样本，导致该样本以沿海地区外资、港澳台企业为主。这些样本受到历史关税影响为负，这是因为这些企业样本可能以组装加工为主。历史高关税下降后，这些加工企业更愿意在中国进行低附加值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