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守成国:国力接近与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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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中的不对称竞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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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里为标准差***p<0.01,**p<0.05,*p<0.1。

最后,虽然政治制度因素对大国的安全支出策略解释力有限,但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制度差距却对前者的军事支出安排有显著影响。如表6所示,当把表5中的民主程度替换为守成大国和次强崛起大国的制度差距(前者和后者在民主程度上的差值)时,这一差距对守成大国的军事开支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当守成大国面对着一个与其在政治制度上十分不同的次强崛起大国时,其会更多地收缩军事开支。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制度上的差异使得非军事领域(如经济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遏制变得更加有效,从而促使守成大国对竞争领域的转移。于是,在守成大国身上我们看到“变质”的民主和平论:要想减少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军备竞争,并不需要两者都是民主国家,双方在民主程度上的巨大差异反而有可能单向减少军备竞争。民主和平论在解释守成大国行为时的这一悖论值得日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