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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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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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式（13）的回归结果见表4。由表4的结果显示可知:（1）能源消费结构（ES）的系数显著为负，煤炭能源消费每增加1%，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0.034%，说明高煤炭能源消费会降低全要素能源效率（刘丹丹等，2015）[15]；加入地区虚拟变量后，能源消费结构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我国部分省份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能源消费结构尚未完全改变（陈德敏，2012）[16]。如山西省在样本期内的煤炭消费占比平均值为84.12%；（2）反映各地区产业结构的测量指标第二产业产值占比（IND）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提升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这与张同斌（2013）[18]的研究结果相反。造成这一相悖结果的可能解释是:产业结构优化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优化包含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而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高级化的贡献（吕明元，2016）[19]。我国工业发展初期是以重工业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以劳动密集型的采掘业为主。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工业行业中劳动密集型的采掘业比例下降，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比例大幅上升，提升了能源效率。因此需结合地区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从不同维度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王腾，2017）[8]；（3）地区对外开放程度（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在引入区域虚拟变量前后符号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在双方贸易过程中引进和学习的技术有利于提升行业能源效率；（4）政府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政府增加对环境规制的监督力度（EL）、环境污染的治理（INV1）以及相关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入（INV2），有助于提升环境治理相关的技术水平，降低非期望产出的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陈德敏，2012）[16]。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后，工业污染治理（INV1）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环境固定资产投资（INV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环境系统人数（EL）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如前文所述: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建立在“倒逼机制”上企业生产技术的“创新补偿”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的关系，由于两者关系的不确定性，造成政府在环境监督方面对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导致其影响系数在统计上表现为不显著（陈玲，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