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80年代后期北京市电影院观众结构的抽样调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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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20世纪80年代中国录像电影现象——物质性、跨媒介与观影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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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现代“小厅”的转变应追溯到80年代中后期:1985—1986年由广州市电影公司总书记汪英与佛山市电影公司经理马祺章将单一的、偌大的电影院观众厅划分为多个独立的放映厅，[29]随后（1987年）中影公司在广州召开全国城市电影院改造、建设交流会，才拉开全国影院“小厅”改建的浪潮。然而，在这之前，录像厅便以一种“先锋性”的姿态充当了观影现代化的早期实践:它不仅采用电影的入场形式——一次性售票观看，或用收据、口头承诺等形式代替电影票据作为入场的凭证；同时，录像厅通常只能容纳十余人至几十人，并且多个房间于不同的时段分别放映不同的电影。这一类似“小厅”的尝试，实则是对传统观影体系的瓦解与颠覆。因为，长期以来，影院“不仅仅是影院”，它同时也作为礼堂、报告厅、大会堂等空间形态并存:它足够宽敞的空间可容纳上千人，是集体主义思想、精神、意识形态整齐划一的表现。有人提出了与之匹配的“团体观众”的概念:“所谓‘团体观众’，纯粹是福利性电影的产物……作为一种公费待遇，一些企事业单位工会出钱为职工买票观影。其中，职工个体的选择性实际上被订票者统一取代了。”[30]这样的一种“团体观众”很多时候通过“包场观影”“内部观影”“工会福利”等形式，将“观影”这种个人化、生活化、家庭化的私人行为嵌入了一种社会属性，使得人们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始终在“观者—职工”的双重身份间摇摆。而录像厅由于盗版、“半地下”性质、内容的参差不齐等特点，更多的是基于自愿购票的“零散观众”，并具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权，包括对电影的题材、类型、上映时间等，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口味”需求。“零散观众”取代“团体观众”，成为80年代后期观众结构的主流形态（表2）。其实，录像电影的“小厅”观看体验并不是我国“特有”的，早在1975年，“加拿大在全国建立起许多小型电影院，每所只有60个座位，放映和卖票、清洁等全由一个人管理，非常经济。这些小型电影院用插盒式录像磁带作为放映拷贝，已有专门的公司提供建院设备和供应磁带的服务，这一经验正在引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