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2008—2016年我国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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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优化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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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对应p<0.01、p<0.05、p<0.1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3可以看到，工业投资在模型1-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以模型6为例，工业投资每上升1%将使ISD值上升0.1832，说明在2008—2016年工业投资的增加将会导致工业结构偏离度增加，该结论印证了当前工业结构较之以往不合理现象加剧的客观事实。消费能力在模型2、3、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模型4、5中不显著，说明这一时期消费能力的变化可能引起工业结构偏离度的增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为当前我国工业调整的步伐整体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市场化程度在模型4、5、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这很可能与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模式有关，市场化程度提高虽然带来了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流动性增强，但其主要流动方向仍是传统产业，导致工业结构中传统行业比例居高不下。贸易因素在模型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正相关，这可能与这一时期不合理的贸易结构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纷纷回流，一些新兴经济体借成本优势以及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纷纷掀起工业化浪潮，使我国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贸易受到剧烈冲击，同时受限于资源短缺、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因素，导致这一时期我国的贸易结构没有很好地促进工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工业结构远离合理化水平。这一时期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与工业结构ISD值关系不显著，说明两者并非是影响这一时期工业结构合理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