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基准回归结果：养老保险、城市融入意愿与农民工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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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城市融入意愿与农民工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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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下同。

首先，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3）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模型（1）控制了农民工性别、年龄、收入等个体特征，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规模和留守子女数量两个家庭特征变量，模型（3）进一步控制了农民工流动特征。由模型（1）-(3）可以看出，随着模型的不断完善，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以模型（3）为例，投保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使农民工消费水平显著提升4.9%，可见养老保险的参保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群体的不确定性，挤出预防性储蓄，促进当期消费。在个体特征方面，男性农民工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女性；农民工消费水平与年龄成反比，这可能是由于老年群体需求不旺盛，且为老年风险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较大；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原因在于农民工个体越有文化，其预期未来收入所得越高，当期消费就越多；已婚个体当期消费水平低于未婚个体，可能是婚后家庭负担较重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个人收入在1%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民工消费，这与Keynes的绝对收入理论相一致；此外，在京拥有房屋的农民工消费水平显著高于未购房者，且回归系数很大，可以看出在房价高企的北京，购房族每月住房支出（房贷）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对于家庭特征而言，农民工的留守子女数量与其在京消费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家乡留守子女越多，农民工越需要把更多的收入所得汇给异地子女，进而挤出农民工在京消费；农民工家庭成员数量越多，对人均消费的稀释作用越大，因此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呈反比。在流动特征上，农民工流入本地时间越长，消费水平越高，可能是由于其在京居住时间越长，对城市的归属认同感越强烈，从而增加在京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