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父 (母) 高等教育获得的二项logit回归倾向值预测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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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家庭影子教育支出是否更多——基于倾向值匹配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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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p<0.01，**p<0.05，*p<0.1；2.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但是，父（母）的高等教育获得是具有“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1）的。表1还给出了其他混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表1中同时也对父（母）高等教育获得与各个混淆变量进行了卡方检验或t检验，卡方检验或t检验的初步结果表明了样本中的父（母）高等教育获得的选择偏差确实存在（除了与父母辅导子女功课时间、学生性别的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外，与其他混淆变量的检验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相关性）。即使是将这些变量同时纳入二项logit模型来对父（母）高等教育获得作预测，许多变量仍然是统计显著的（见表3）。表3的二项logit倾向值预测模型的结果显示:所在地区的行政级别上，相对于生活在直辖市的父（母）而言，生活在省会城市的父（母）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要高出60.3%（e0.472-1=0.603），而到了地级市和县级市，此种几率则要分别降低18.8%（1-e-0.208=0.188）和30.6%（1-e-0.365=0.306）；在所属地区上，相对于生活在东部地区的父（母），仅中部地区显著，中部地区的父（母）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要低44.1%（1-e-0.581=0.441）；家庭背景因素即由父母本身所带来的或创造的这些因素会影响到父（母）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具体来说，学生生身父亲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要比生身母亲高40.8%（e0.342-1=0.408）；农业户口的父（母）要比城市户口的父（母）低83.8%（1-e-1.818=0.838）；相比于白领阶层的父（母），蓝领阶层的父（母）的发生率要低87%（1-e-2.043=0.870），而农民阶层的父（母）的发生率更要低87.3%（1-e-2.061=0.873）；相比于经济状况较为困难的家庭，中等经济状况的父（母）的发生率则要高出63.9%（e0.494-1=0.639），而家庭富裕的父（母）的发生率更要高出210.2%（e1.132-1=2.102）。我们关注的户籍上的不平等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25-26]，在20世纪90年代中，中国的城乡二元体系更为牢固，这对于当时的高考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来讲，无疑是最大的向上流动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