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不同分配方法的减排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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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ontext-dependent DEA方法的碳排放减额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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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减排额上看（表6），分层分配和全国分配的方法都是在已有碳排放量的基础上进行减排，即各个省（市、区）的减排额都为正值，而Yang等[30]和Kong等[31]的方法可以认为是在已有碳排放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部分省（市、区）的减排额为负值，即该省（市、区）可以增加排放。分层分配和全国分配的方法中，减排额从绝对值来看相较于另外2种方法较小且都是山东的减排额最大，为23.41百万t，北京、海南、青海、重庆和甘肃没有减排额。Yang等[30]和Kong等[31]的方法中的减排额，无论是增加的排放，还是减少的排放，从绝对值来看减排额都较大，在Yang等[30]的方法中从正向的减排额即减少碳排放来看，山西的减排额最大为157.87百万t，其次是内蒙古，减排额为141.95百万t，从反向的减排额即增加碳排放来看，广东的减排额最小，反向增排164.25百万t，其次是江苏，反向增排122.84百万t。在Kong等[31]的方法中从正向的减排额即减少碳排放来看，内蒙古的减排额最大为164.91百万t，其次是山东，减排额为164.51百万t，从反向的减排额即增加碳排放来看，海南的减排额最小，反向增排79.54百万t，其次是北京，反向增排74.37百万t。同时可以发现分层分配方法和全国分配方法对一些原排放效率很高的省（市、区）依旧分配到了一定的减排量，比如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在2016年的排放效率为1.00，在分配方案中减排额依旧为正值，即即使排放效率高，也依旧需要减排，而Yang等[30]和Kong等[31]的方法在一些原排放效率很高的省（市、区）减排额为负值即增排，对一些原排放效率很低的省（市、区）如山西和内蒙古进行大幅减排，比如在Yang等[30]的方法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海南在2016年的排放效率都为1.00，在分配方案中减排额都为负值即增排，而山西和内蒙古在2016年的排放效率分别为0.068和0.108，却需要承担157.87百万t和141.95百万t的减排任务，在该方法中减排额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Kong等[31]的方法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青海和宁夏在2016年的排放效率为1.00，在最后的分配方案中碳排放量有所增加，而内蒙古和山西却分别需要减排164.91百万t和155.68百万t，在该方法中减排额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因此可以认为Yang等[30]和Kong等[31]的方法通过增加碳排放表扬了排放效率高的省（市、区），而通过减少碳排放惩罚了排放效率低的省（市、区），一定程度上将对高排放效率的省（市、区）造成一种松懈心理，对低排放效率的省（市、区）加重负担，造成马太效应。就减排额的区域总体特征而言，从方法来看，分层分配方法中，东部地区总体减排额大于中部地区总体减排额，中部地区总体减排额大于西部地区总体减排额；全国分配方法中，区域减排额的总体特征同分层分配方法；Yang等[30]方法中，中部地区总体减排额大于西部地区总体减排额，东部地区为增加碳排放；Kong等[31]方法中只有中部地区减排，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增排，可以发现，Yang等[30]和Kong等[31]的方法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为增排，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大幅减排，而分层分配和全国分配方法无论东中西部都为减排，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减排额度大于经济较低发展水平较低的减排额度这一结果体现了区域的责任担当精神，有利于缓解各省（市、区）对减排额分配方案达成一致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