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文化差异与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意愿——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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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与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意愿——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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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控制变量的选择与表2一致，限于篇幅不再汇报。两阶段估计中无法计算边际效应。*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回归的标准误。

本文研究对象为没有流动经历的农村居民，并以是否是稻米种植区作为核心变量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的代理变量。其实，研究对象中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当前务农的人口，另一类是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人口。将两类人口混淆的结果是估计出来的核心自变量的参数实际包括了两种效应，一种是因为是否种植稻米本身对流动意愿的影响，例如不同农作物的每年收购价的波动、农作物抗灾害能力；另一种为是否种植稻米所代表的文化差异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因此，前文估计的参数并非完全代表文化差异的影响。为此进一步缩小样本范围，本文参照Talhelm等（2014）的做法，以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估计的参数能够更准确地衡量潜移默化的文化差异对人口流动意愿的直接影响，从而强化假说1。表3的第（1）、（2）和（3）列分别是加入了控制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的基准Probit、IV-Probit、IV-Heckman模型的估计结果，后两列仅汇报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