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交流效应检验结果：文化多样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GSS和CHFS数据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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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GSS和CHFS数据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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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化多样性作用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机制在于交流效应，那么普通话水平高的地区，居民进行信息交换和投资交流的沟通障碍较小，文化多样性的抑制作用较低。本文选取刘毓芸等（2015）提供的地方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距离测度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变量取值范围为[0，3]，取值越小代表普通话越普及。此外，徐现祥等（2015）计算了全国地级市普通话使用情况，变量取值范围为[0，5]。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采用上述文献提供的数据测度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设定普通话相似度（Puto＿simi）和普通话水平（Puto＿level），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其与文化多样性指数的交叉项。由于刘毓芸等（2015）和徐现祥等（2015）提供的是地级市数据，而本文要测度省级层面的普通话水平，根据国家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将省内各地级市人口占比和普通话变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普通话使用情况。表5显示，加入交流效应后，文化多样性指数Div1和Div2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除了第4列中Div2*Puto＿level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外，普通话变量和交叉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文化多样性并不通过语言沟通障碍限制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即交流效应并不是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