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土壤样品理化性质：协同治理视域下公共突发事件管控成败的组合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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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视域下公共突发事件管控成败的组合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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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变量是根据协同治理文献的广泛阅读以及案例的深入分析而进行设计的。蒋敏娟等人[13]认为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是影响协同治理的主要因素。景熠等人[14]认为治理能力、上级政府支持和公众支持对协同治理的“形成”有显著影响。陈玉梅[15]研究发现信息共享是影响应急协同管理的关键因素之一。李珒[16]从区级部门的视角研究得出部门能力、经验，以及区政府内设职能部门之间的制衡程度对部门参与危机事件协同治理网络的次数影响显著。聂爽[17]从协同应急能力出发，通过50份应急预案质性研究得出“信息共享”是高水平应急准备能力的必要条件，且“风险预警”“组织体系”“资源整备”“业务协同”4个结构性要素都会对应急准备能力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原森等人[12]120-125认为协同治理受到“社会资本异型发展”“信息技术不成熟”“理论基础薄弱”等外部阻碍；同时，又受到“传统体制排斥”“政府悬浮化”“思维模式刻板”“标杆劣质”等内在条件束缚。刘白等[18]研究发现对危机的预测和评估要进行决策前、中、后评估，只有通过完善政府决策机制、评估机制，调动各方力量来参与政策的制定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危机。网络舆情协同治理与有效应对突发事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网络舆情因重大突发事件产生而产生，随其变化而变动；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状态又影响着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新冠肺炎治理过程充分表明了群众具有较强的信息辨识能力和参与舆情协同治理的意愿，在遏制虚假信息和谣言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只有群众从真正意义上参与到了网络舆情乱象的治理之中，并且提高参与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乱象。重大突发事件会引发复杂的网络舆情，而网络舆情有效治理又成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19]。基于以上和以往文献的回顾及案例的研究，筛选出了“参与意识、治理能力、法规权责体系、奖惩与监督机制、信息共享平台、参与渠道、决策风险评估、舆情治理机制”8个维度作为测量协同治理对突发事件管控效果的条件变量（见表3）；同时，条件变量的赋值是按照结果变量赋值时段限制条件进行的，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于知网、传统媒体、自媒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等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