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社会政策工具的调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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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险变迁背景下中国社会政策的调整:价值、内容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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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社会的政策工具变迁的基础是福利主体多元化。过度市场化的弊端又形成了“把国家带回来”的呼唤:社会治理一方面呼唤政府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到福利供给中来，如面对普遍存在的工作-生活失衡风险，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为劳动者解决幼儿照顾、工作时间管制的问题；另一方面，“5.12”地震以后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志愿组织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和社区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儿童和老年人照顾问题上，可以通过为家庭提供弹性的劳动制度、促进托幼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来强化家庭功能，并促进家庭与社区联结。其次，基于身份的社会福利分配逻辑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也阻碍了人们身份的流动。后工业化社会人们一方面呼吁更平等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利，另一方面身份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社会政策应考虑基于人的需要构建一个更平等、更开放的社会福利分配逻辑，促进人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因此，社会政策工具不仅多元，同时更应贴近人们的现实需要，更符合“生活型社会政策”（沈洁，2017）的特点。管制和直接给付等强制性政策工具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与其他风险，并且往往与政策目标群体的实际生活所需有较大差距。社会投资理念兴起意味着社会政策将更多地采用社会投资等政策工具，通过投资于教育、培训等间接方式作用于受益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同时，作为政策工具的社会网络也将在福利递送中发挥更大作用，“公共服务的递送越来越跨越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策运行机制。” （邓锁，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