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城市行政层级与农民工工资的OLS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为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接着,本文考察迁移层级对农民工工资溢价的解释力。表4报告了分别控制个体特征、城市特征情景下,城市行政层级对月均工资、小时工资的作用。模型(1)-(4)列显示2013年的估计结果,农民工迁移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更高。具有相似个人特征的农民工,月均工资、小时工资对城市行政层级的弹性系数为4.13%、6.04%。加入城市特征后,行政层级的弹性为负。模型(5)-(8)列显示2019年估计结果,仅仅控制个人特征的农民工,月均工资、小时工资对城市行政层级的弹性系数为5.25%、4.82%。可以发现,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工工资。在控制劳动力个体差异后,剥离劳动力的群聚效应和劳动禀赋差异,工资溢价效应仍然存在。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性别、工作经验、流动频率均对农民工的工资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符合预期。控制城市特征得到集聚经济的净效应,城市行政层级的工资弹性上升为14.23%和10.95%。一般而言,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相对于普通地级市,有更高的工资和房价、人口规模,为使得市场满足空间一般均衡条件,补偿性工资会弥补生活成本后的工资折价,来达到城市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空间均衡。本部分也证实了房价水平、基础设施与工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高房价的城市供给的基础设施越多,当地工资水平也越高。当然,城市的工资溢价效应得益于城市的宜居性,这一想法会在后文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挖掘行政级别如何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对工资产生中介作用。而教育设施对工资收入存在负向影响,可能的情况是农民工为了满足随迁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的入学条件,要满足正式工作和固定住所的条件,因此为了追求稳定而放弃高工资。
图表编号 | XD00190382300 严禁用于非法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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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时间 | 2021.02.03 |
作者 | 胡雯、张锦华 |
绘制单位 |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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