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分区位样本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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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对FDI的“二元边际”扩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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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于篇幅，表中未汇报二元虚拟变量treat和period的估计系数，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表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二元特征明显，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基于总体匹配样本估计结果无法客观反映各区域城市样本数据固有的异质性，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偏差。因此，我们根据城市所属区域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子样本，分别进行马氏距离匹配实验并对DID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匹配后的t值检验接受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均值相等的原假设，说明各区域处理组城市找到了理想的匹配控制组。当结果变量为FDI的“集约边际”时，东、中、西部城市处理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150、129和30，对应的匹配控制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495、475和307；当结果变量为FDI的“广延边际”时，东、中、西部城市处理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150、129和31，对应的匹配控制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495、482和314。结合匹配后的各区域城市样本数据，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如果不考虑时间维度，东部和中部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外资企业新增投资项目数量和单位合同投资规模差异不明显；西部试点城市的外资企业新增投资项目数量则明显低于非试点城市。三大区域内城市现有利用外资项目规模保持上升，而新增外资项目数量则持续下降。只有东部城市子样本下FDI的“广延边际”决定方程中的交互项treat×period的估计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实施对东部城市FDI的“广延边际”扩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