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分样本回归结果：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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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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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

表3报告了分样本检验结果。模型A1、B2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A2～A4、B2～B4则分别加入了制度距离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战略资产的交互项。检验结果显示，分样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有所差别，且分样本之间的回归结果也存在差异。样本1中双边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制度质量劣于中国的国家，双边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不明显，制度距离并非影响中国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样本2中双边制度距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在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国家，双边制度距离对OFDI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中国对其投资也具有“制度接近”特征。上述结果表明负向制度距离对OFDI无明显影响，而正向制度距离阻碍了OFDI，意味着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该结论支持假设3。关于中国OFDI流入负向制度距离国家的现象，国外部分学者将其解读为“资源掠夺式投资”，认为中国OFDI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但本文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并不赞同这一观点，由于中国对这一类型国家的投资往往以国有企业为主体，追求利润并非其唯一目的，资源寻求也并非其唯一导向，国有企业在进行OFDI区位选择时还要兼顾拓展和巩固外交关系、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等任务，受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较大，对制度因素不敏感（刘凯和张文文，2018），所谓的“风险偏好”可能是一种表象。同时，“一带一路”地区中不乏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仍然以发展中国家居多，其制度体系尚待完善，从这一角度讲，正向制度距离同样会给中国OFDI带来风险和额外成本，因此，中国会选择制度相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