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流动农民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Table 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workers'risk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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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与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CLDS 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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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分别表示各变量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2) 年龄、年龄的平方和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性别、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为二项分类变量;工作类型和婚姻状况为有序分类变量,参考项分别设定为“暂时没有工作”和“未婚”

进一步检验和识别流动农民工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可知(表3):经济融合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经济融合会显著提高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社会融合和政治融合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较高的社会融合和政治融合均会显著降低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文化融合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文化融合会显著提高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这说明风险认知是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政治融合和文化融合影响流动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渠道。其中,经济融合会显著提高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可能是因为较高的收入、较好的保障以及较高的工作技能等拓宽了流动农民工感知风险的范围,从而提升了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社会融合和政治融合会显著降低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说明社会资本越丰富、权益诉求途径越多,有助于流动农民工抑制由风险认知带来的负面情绪,从而有利于降低其风险认知。文化融合会显著提高流动农民工的风险认知,因为文化融合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流动农民工对务工所在城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等的接纳,一定程度上会减弱传统乡土文化的影响;文化在风险认知过程中会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城乡文化内涵差异产生的不同的环境风险通过影响流动农民工的心理感受程度从而提升其风险认知。人口特征变量中,所有变量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