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时空语境、信息特征与消费者保护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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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逻辑与法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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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信息冗余时代问题在于信息模糊性，因而不论增大信息量还是利益协调都可能无济于事。[14]克服信息模糊性困境的理论指引来自詹姆斯·马奇基于有限理性理论开创的注意力和搜寻理论，这一理论同时也是平台原理的行为经济学基础。众所周知，注意力是对信息的持久关注度，是信息模糊性的天敌。但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人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注意力的配置影响已获得的信息并由此影响决策。[15]注意力配置其实是对信息的一种投资，必然遵循效率原则。故注意力的平台化配置必定会是一种占优策略。因为平台是以某种网络外部性为特征的现实或虚拟组织。[16]由于平台之间存在竞争，加上平台本然具有产生正反馈放大效应的网络外部性，[17]较劣的平台通常很快被淘汰。正因为此，互联网经济也被称为“注意力经济”，消费者的地位由需要“倾斜保护”的被动转为主动，故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也称为互联网消费者的竞争。[18]总之，互联语境下注意力配置内在的效率要求通过自组织机制投射为平台，平台机制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和制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