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各经济体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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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经济障碍与现实选择——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GMR-C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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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类政策怪圈的根源在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三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其居民消费率较高，达到50.1%，尽管低于美国的70.1%和欧盟的59.7%，但远超过中国的36.3%。二是其居民消费中进口品比重明显偏高。据表8可知，除食品制造、基础设施与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外，欧亚经济联盟居民消费商品或服务对进口品的依赖程度，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服装纺织和轻工业尤其严重，其居民消费因域内供给不足长期处于受抑制状态。三是产业结构仍未摆脱重工业和资源采选业相对发达而轻工业相对落后的问题，发展路径受到锁定，纺织服装、轻工业等与民生关系较密切的产业产出比重偏低，域内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如表9所示。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欧亚经济联盟意欲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并对贸易合作对象遴选较为苛刻的原因。消费率较高且国内供给不足，意味着联盟一旦开放市场将对进口品形成巨大需求，进口额大幅增加；产业结构畸形则意味着欧亚经济联盟无法有效利用外部市场，欧亚经济联盟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将处于劣势，通过贸易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被极大地削弱了。在本文研究中，当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的关税水平降低后，中国商品，尤其是欧亚经济联盟不甚发达且严重依赖外部供给的轻工业品等，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出口量大增，长期受到抑制的居民消费将大幅增长。从支出法GDP核算来看，欧亚经济联盟居民消费大增将导致其GDP的增长。因此，欧亚经济联盟的GDP增长对自身关税削减力度的高度敏感性，主要是源于其居民消费的大幅增长。尽管欧亚经济联盟自身关税降低能够通过大规模进口中国商品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GDP增长，但对区域内的资本形成、就业需求增加并无益处，此为第一种政策怪圈形成的原因。当中国降低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税水平时，由于欧亚经济联盟存在的畸形产业结构，轻工业等产业供给能力不足，对华出口优势不明显，食品制造和重工业的出口优势反而进一步放大，从而导致欧亚经济联盟的要素禀赋流入其少数几个对华出口优势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其优势部门的产出能力。以对欧亚经济联盟相对有利的情景9、13为例，当ratio（EAEU）固定为0.25，而ratio（CHN）由0.75上升至1时，欧亚经济联盟食品制造和重工业的对华出口实物量增长率，分别从29.2%和17.44%增至38.81%和23.06%，产出量增长率分别由0.262%和0.263%增至0.341%和0.343%，但其他大部分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反而有所下滑。这种出口需求刺激将加剧欧亚经济联盟产业结构畸形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导致其生产前沿反而出现微量下滑，此为第二种政策怪圈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