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2 0 0 0—2018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Theil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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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测度与区域差异的空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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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读我国新型城镇化区域差异的成因，本文计算各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Theil指数，并进行结构分解（见下页表3）。从总体差异看，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省际差异明显，区域间呈现显著的非均衡格局。样本期间新型城镇化指数的总体差异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012年的0.4990和2000年的0.3280，2012年后各省份间差异虽有所减小，但总体差异仍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从区域间差异看，各区域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较为明显。原因有二：其一，各区域间较大差异的资源禀赋是经济活动出现空间异质性的客观条件。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比较复杂，人口分布差异较大。1953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即“胡焕庸线”，表明东南地区占国土面积的45%，但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却分别高达全国的89.6%和94.3%。其二，中央政府长期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水平出现空间差异的外部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实施向东部倾斜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凭借政策和区位双重优势，逐步形成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机会，促使大量要素向东部地区转移。生产要素的规模效应和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为该地区创造了较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大大推动了城镇化发展。优良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发展惯性对要素的吸引力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的集聚，通过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不断强化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土地、矿产和能源等自然资源，但以农业和重化工业为主的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造成就业吸纳能力的不足，加之地理区位的限制，导致要素与产业集聚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因此，这种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呈现东部独大的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为城镇化其他方面的提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诚然，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部地区形成了诸如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重要城市群，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也初步形成功能较为完善的重点城市，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