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控制变量的定义及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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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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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首先，从人口学变量看，人均受教育水平对犯罪率存在正向影响，性别比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率的增加，这可能一方面与男女的性别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与男女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程建新等，2016）。人口密度的增加遏制了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因为人口密度越大，犯罪后藏匿的空间越小，因此，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犯罪后被逮捕的几率大大提高，从而降低了城市犯罪率（Butcher and Piehl，1998；Brennan-Galvin，2002）。其次，在控制了所有变量后，人均GDP越高，城市犯罪率越高，但城市化率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对犯罪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贝克尔（Becker，1968）的犯罪理论，工资水平更高意味着个体的犯罪成本更高，因而工资水平的增加能够有效遏制犯罪率的上升。就业密度的犯罪抑制效应也得到了证实，说明失业人口的增加会恶化地区犯罪率（毛颖，2011）。最后，从民生支出变量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城市犯罪率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陈刚，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