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基准回归结果：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环境污染——基于非线性及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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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环境污染——基于非线性及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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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纠正异方差后的t值，中括号内为相应p值，FE和RE分别表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第（3)—（4）列仅控制IPAT模型三个变量，第（5）—(6）列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估计均采用最高三阶空间滞后作为工具变量；限于

为了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引入收入分配因素后是否依旧成立，我们重点关注表2第（5）列回归结果。从人均GDP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可以看出，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倒U”型关系仍然成立。通过拐点计算可知拐点值为10.412，而大多数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并未超过拐点值水平，表明当前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脱钩”依然任重道远。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人口密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减排，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地区要素禀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我国依托于第二产业和能源消耗为主的经济结构模式对于环境质量改善形成了强大的阻碍，地区依赖自身禀赋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也未能有效顾及环境质量。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当前城镇化进程脱离了过去追求规模而忽视质量的无序扩张模式，进而追求高质量并且精细化的城镇化模式，有效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强对于降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资进入更多地发挥了“污染光环”效应而非“污染天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