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道德恐慌的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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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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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分析了英国社会与犯罪问题相关的意识形态要素之后，霍尔等人通过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以及种族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相关理论资源，把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扩大为对英国社会从二战结束后到1970年代初的社会共识演变和政治合法性模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媒体所参与建构的关于黑人青年群体及其“行凶抢劫”行为的道德恐慌，表面上是对不断增加的社会暴力和安全威胁的反应，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却是英国社会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日益复杂的种族和阶级矛盾，以及从战后以福利国家政策为基础的共识政治（politics of consensus）向共识瓦解后的强制性政治（politics of coercion）和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转变的国家文化霸权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媒体在内的主流社会合力营造的道德恐慌成为国家在面临文化霸权危机时合法化凸显权威和秩序的强力统治手段，进而赢得大众支持、重塑文化霸权和维系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一种意识形态机制。但道德恐慌作为文化霸权危机的表征并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过程，相反，作为社会总危机的一个征兆，“行凶抢劫”恐慌是从196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在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出现的各类道德恐慌序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融合”阶段。表2所展示的就是这些不同阶段的道德恐慌前后相替并逐渐融合为总危机表征的过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