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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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融合：历史回顾及未来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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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是否产生交集，分析制度和创业研究的融合过程（Mayer&Sparrowe，2013）。早期的制度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探索成熟企业（组织）中的同构现象（Meyer&Rowan，1977）；早期的创业研究则基于理性假设，探索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理性决策问题（Casson，1982；Kirzner，1973），二者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方面缺少交集。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生态学者探索环境对于企业出生率的影响，其中制度是重要的环境变量，企业出生率是新创企业与已有企业之间的比例（Delacroix&Carroll，1983；Hannan&Freeman，1987），这类研究首次在研究对象方面将制度与创业研究结合在一起。1990年代，创业与管理学者推动创业研究从理性到有限理性转变（Cooper et al.，1995；Zucker et al.，1989），创业研究与制度研究在理论基础方面产生交集；此外，制度研究从假设制度不变，到认可创业活动导致制度变革（Aldrich&Fiol，1994；DiMaggio，1988），也使得制度与创业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产生交集，加速了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进一步融合。综上，制度与创业研究在融合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没有交集、研究对象产生交集、理论基础产生交集3个阶段，融合过程逐步深入。依据标志性文献出现的时间和所属学科差异，我们将这3个融合阶段划分如下：缺少融合阶段（1983年之前）、组织生态学者发起研究对象的融合阶段（1983～1991年）、管理和创业学者推动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融合阶段（1992年至今），如表1所示。下面结合表1，对这3个阶段的情况分别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