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2 0 0 1—2013年长江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转换(102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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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降水量和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植被NDVI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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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如人口密度、人工生态恢复工程和城市化）也是影响植被覆盖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Evans and Geerken(2004）提出了利用残差法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部分通过构建回归方程的方式进行分离，进而定量地分析人类活动对草地退化的影响程度.残差方法的提出为研究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提供了一条较为可行的新途径，因此在以后的大量研究工作中有不少研究者使用了该方法.易浪等（2014）通过残差法研究了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植被NDVI同时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植被NDVI的增加，而城市扩张、乱砍乱伐以及过度放牧则导致植被ND-VI的减少.Zhang et al.(2016）利用残差法研究表明，近30年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气候变化对三江源区植被生长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恢复起着重要作用，即生态保护与建设行动取得初步成效，但生态措施的实施效果存在空间差异.Jiang et al.(2017）利用残差分析法量化分离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DVI的影响，探究了1984—2013年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农田和牧场的废弃等对植被NDVI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影响植被NDVI的主要因子（Jiang et al.，2017）.长江流域的森林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南、东南和北部；灌丛主要分布在流域的中南地区；农田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草地主要分布于流域西部即青藏高原东缘的高海拔地区.2001—2013年各植被类型在空间上发生了显著变化（表5）.森林面积净增加了2.56×105km2，占整个流域面积14.20%，主要来自灌丛的贡献，2.26×105km2的灌丛转换为林地，占净增加面积的88.58%，其次来自草地和农田的贡献，转换面积分别为3.52×104km2和2.69×104km2，分别占总增加面积的13.79%和10.51%.林地面积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流域北部、东南和西南部，从而导致该区域植被NDVI增加.这可能与大范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以及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直接相关（Zhang et al.，2017）.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田转换为城镇用地，如长三角地区，导致该区域植被NDVI下降（Liu et al.，2010）.农田面积净增加了5.10×104km2，占整个研究区面积2.83%，主要来自灌丛的贡献，其次是草地.灌丛面积净减少2.22×105km2，占整个流域面积12.31%，主要转换为林地，其次是农田和草地.草地面积净减少了4.66×104km2，占整个研究区面积2.59%，主要转换为林地，其次是灌丛和农田.人口迁移也是影响植被NDVI的主要要素之一.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1995—2010年长江流域总人口由5.36×108增加至5.88×108.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人口主要集中于四川盆地.流域东部部分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图10a），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如上海，大规模人口的不断迁入导致该地区人口迅速增加，而人口迁出地区人口不断减少（图10b）.人口迁移不仅影响原有的人口规模和结构，而且对区域土地利用/覆被也有一定影响（Olsson et al.，2005；Gesest et al.，2010）.对于人口迁入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大大加快了土地开发的力度和速度，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而大规模劳动年龄人口的迁出导致该地区大面积耕地闲置或者退化为草地（邵景安等，2015），这些因素都将会导致区域植被NDVI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