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2000年以来主要东部省市的外来常住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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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门槛、流动性差异与地区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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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人口普查及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不同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流动性差异固然与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效应密切相关，但在中国，户籍门槛很可能强化这种选择性，导致人力资本空间失衡的加剧。考察各省区落户条件的设置情况发现，越是东部经济发达省区越注重对人力资本的筛选，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成为重要的准入限制条件。例如，上海市的“居转户”政策实行打分制，高校毕业留沪工作者，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以及其他优秀人才均可获得较高的“积分”，落户只是时间问题，但外来农民工一般都无法满足相关条件，自然也无法实现“居转户”。北京市的积分落户政策更加严苛，从学历、职称职位、收入纳税、年龄、荣誉表彰等方面设置了全面的门槛。南京市的积分落户条件虽然相比北京、上海要低，但也基于学历、技术技能水平、科技成果等设置了相应的加分项。总的来看，稳定的生活来源、固定住所、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职称等成为几个落户最主要的门槛。从中西部到东部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无法满足这些条件，从而被排除在落户城市的候选人之外，自然也不能平等获得本地居民享有的若干社会福利，如医疗、教育和住房等。表3列出了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外来常住人口比例，2000—2010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的外来常住人口比例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户籍门槛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是降低而是抬高了；2010—2015年，各省区出现了一些分化，3个直辖市的外来常住人口比例持续上升，3个省则开始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各省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度与方向存在不一致，以及人口的流动选择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