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污染企业/产业的转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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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特征、模式与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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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根据文献[13]、[17]、[31]、[32]、[34]、[36]、[49-53]相关资料整理。

污染企业/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出不同的转移特点和模式，同时转移的方向也具有一定的规律。转移方向和转移尺度相互交织联系，不同地理尺度上的转移方向也不相同，大致包括5种研究视角，15种转移方向（见表2）。一是区域视角，表现出城郊间、城乡间、邻近区域间、省内和省际区域间、地带间等5种转移方向模式，涵盖城市内、省内城市间、省际间、地带间4种尺度，呈现出随时间由近及远、由小尺度到大尺度的变化过程特征。城市郊区是污染企业/产业最初转移的首选地[31，36]，距离近、成本低、可以保持产业联系，继而城市外围的广大农村也成为重要的迁入地[49]。污染产业的转移遵循距离衰减规律，邻近地区是转移的重要方向，如江苏省、上海市、深圳市、佛山市的污染企业/产业都有向其周边地区转移的特点和倾向[32，34，35，50]。污染企业/产业在省内区域间和省际间的转移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如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17]、京津冀地区向冀中南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13]。地带间的转移研究较早，相关文献也较多，主要包括东部向中部、西部的转移[49，51]，实际上也折射出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污染产业还存在着东、西部互相转移的现象。除东北地区产业是单向流出外，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双向转移特征。例如纺织、家电、钢铁产业从西部地区转出，纺织、能源、电子产业从中部地区转出，而汽车、纺织、电子、钢铁产业在从其他地区转至东部地区，原因在于东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虽不明显，但东部基础设施完善、工业服务业不断增强、具有产业集群优势并形成产业的区域粘性[52，53]。二是地理视角，呈现出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向交通枢纽地区、向偏远地区以及远离水域地区等4个方向的转移模式。因交通替代作用加强、资源约束减小而沿海地区市场扩大，为接近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石油和钢铁产业、化学制品业等污染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40]。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纺织业因生产成本上升，向地价较低且交通便利的次级城市转移，以维持交通和市场优势[54]。广东省部分污染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成本上升以及国家政策的压力下，向政府管理薄弱的偏远山区迁移[34]。为了治理太湖，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江苏省要求沿太湖上游地区的污染企业迁离，移至水环境约束压力小的郊区[36]。三是经济视角，表现出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成本地区两个方向的转移特征。例如为建设生态山东，部分污染产业从济南等发达地区向德州等欠发达地区转移[19]。税收政策的空间效应驱使污染企业迁移至市场良好和空间邻近的区域，原因在于迁入地具有低成本优势[55]。四是功能区视角。工业集聚区和工业园区成为政府优化制造业布局的主要方式，通过提供优惠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专门的服务，吸引或要求污染企业/产业的转入，便于形成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9]。例如佛山市陶瓷产业在资源约束与成本压力下将其生产环节移至工业园区[35]。五是政策视角，主要表现在环境规制上，污染企业/产业倾向于由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至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56，57]。环境规制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因此迁移方向又可细分为转向环保组织力度/公众参与环保（非正式）等较弱的地区[58，59]、政府（正式）和非政府（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均较弱的地区[60，61]。此外有的污染企业向实际税率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