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出口三元边际回归结果———考虑分贸易模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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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制度变迁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中国入世和外贸经营登记制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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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由于不同产品之间的度量单位和价格基数存在天然差异，因此在列（3）-（6）中被解释变量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均取了自然对数，这样一来估计系数便可以解释为制度变迁引起的产品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的

最后，我们对不同的贸易模式加以进一步区分，以检验外贸制度变迁对不同的贸易模式（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在基准回归方程的基础上我们根据贸易方式的不同进行分样本回归，并将检验结果呈现在表4中。观察比较表4中核心变量Dum_WTO和Dum_Regist的系数可以直观地发现，入世和登记制这两起外贸制度变迁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在系数的估计值和部分显著性上（除了在集约边际的估计中，登记制变量对一般贸易的负向冲击小于加工贸易这一特例外）都明显小于对一般贸易的影响。（1）对此我们尝试从两个角度作出解释:一是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而言对资金、技术的要求要高得多，一般贸易的出口规制缓和空间比加工贸易要更大，因此入世带来的海外需求拉力和登记制带来的出口供给推力对促进一般贸易的边际效应要更大；二是我国的加工贸易一直以来都享受进口中间品的“零关税”政策优待，而一般贸易则需要为进口中间品支付较高的关税（Fan等，2015），[18]因此入世带来的进口关税下降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很小，而对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大。同时，在分贸易模式的估计中系数的正负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仍保持一致，因此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结论:外贸制度变迁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出口广延边际（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出口产品价格的提升，其中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相比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的贡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