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出口三元边际回归结果———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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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制度变迁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中国入世和外贸经营登记制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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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水平上显著。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选择上，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0，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本文所有的估计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于不同产品之间的度量单位和价格基数存在天然差异，因此在列（3）-（6）中被解释变量产

首先，我们检验了中国入世（Dum_WTO）和登记制（Dum_Regist）这两个制度变量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并将其作为基准回归结果汇报在表2中。列（1）、（3）、（5）采用固定效应LSDV法估计出Dum_WTO和Dum_Regist两个制度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初步认为中国入世和登记制对我国出口三元边际均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然而列（2）、（4）、（6）在控制了企业利润率、固定资产比重、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等变量后，登记制制度变量Dum_Regist对持续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数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登记制实施后激烈的国内出口竞争使得企业既有出口产品的出口规模受到压缩；制度变量Dum_WTO和Dum_Regist均对出口广延边际和出口产品价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外贸制度变迁对我国出口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出口广延边际（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相较而言，中国入世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的是既有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而登记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的是企业广泛的出口参与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入世为国内出口企业带来的更多是外部直接需求，即机会；而登记制为国内出口企业带来的更多是激励、竞争和提升。在控制变量中，我们发现只有全要素生产率tfp变量对出口三元边际始终保持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含义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进入出口市场并取得更好的出口绩效，这样的结果完全符合Melitz（2003）关于异质性企业出口的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