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按2008年金融危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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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来自高技术产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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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国家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All Controls包括控制年份和国家层面的虚拟变量。

2002～2007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仅在200以内小幅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明显增加，且呈不断提高的趋势。为检验金融危机对于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参考Greenland等（2014）、刘竹青和佟家栋（2018），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金融危机前（2002～2007年）和金融危机后（2008～2017）两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5。比较模型1和模型5可知，金融危机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的影响并不明显，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出强烈的抑制作用。比较出口分解后的结果可知，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转为抑制作用，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其对价格边际的正向提升作用也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出来，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种类、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了金融危机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正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入世到金融危机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是稳定的（中国这一时期的年度EPU指数大致在200以内波动），尽管在2004年出现经济过热，2005年汇率政策改革，但这些都刺激了企业出口投资。此外，由于中国加入WTO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出口投资，通过技术创新和出口投资扩大出口产品的种类和规模。模型6和模型8的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2008年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大幅度升高（这一时期年度EPU值最高达400多）。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经历了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扩张，及之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补”）等政策和“811”汇率政策改革，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不确定性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企业投资出口产生了明显影响。企业进行出口和投资更为谨慎，从而对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