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成本-收益顾虑存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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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力度的测量与分析:基于2003—2017年重特大矿难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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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高级职务层次；B:中级职务层次；C:基层职务层次

前文把成本-收益顾虑操作化为高级职务层次、中级职务层次与基层职务层次的比例特征。若较高职务层次被追责的比例少于较低职务层次被追责的比例，说明存在决策者对成本-收益的考虑。如果在成本-收益顾虑存在的前提下，职务层次与问责力度呈负相关，说明成本-收益顾虑影响问责力度。首先通过单因素方差和多重比较得知在被追责的公务员群体中，基层公务员的群体比例最大，中层干部次之，高级职务层次所占比例最少。成本-收益顾虑的假设得到验证，见表9。其次，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职务层次与问责力度关系得知，标准化系数为0.288，系数对应的P值趋近于0，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职务层次每降低一个标准差，问责力度就提高0.288个标准差，见表10。即职务层次越低承担的问责力度越大。成本-收益顾虑对问责力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厉问责和问责对象向低职务层次下沉，成本-收益顾虑影响问责力度的假设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