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人均GDP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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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回归说”低估了后发追赶国家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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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西欧小经济体包括：安道尔、塞浦路斯、法罗群岛、直布罗陀、格陵兰、格恩西岛、冰岛、马恩岛、泽西岛、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圣马力诺。来源：笔者计算所得。数据来自于以下文章：Maddison，Angus，“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

但这与长期的历史经验不一致。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农业社会里，全球各国经济增速不仅都很低，而且，除了气候的影响之外，各国经济增速围绕着一个很低的均值波动。彼时所有经济体都属于马尔萨斯型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长期停滞在600美元（1985年美元）的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很长时期里，各国经济增速服从均值回归的规律，这不无道理。但是，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欧一大批国家的增速发生了普遍阶跃，增速的均值跳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如果“均值回归说”是无条件成立的，那么，农业社会里经济增速均值的“黑洞”根本就是不可“逃逸”的，西欧的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历史事实是，工业革命在西欧发生了，西欧一大批国家的增速从农业社会增速均值的“黑洞”中“逃逸”出来，跳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了。表4中给出了所有目前可得的不同时间跨度的人均GDP年增长率数据。[1]从中可见，19世纪西欧国家在1820-1940年期间的增速，普遍明显高于之前的几个世纪的水平，1940-2008年的增速又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上。从这些经验证据来看，普瑞切特和萨默斯在其文章中所说的“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可能是关于国别间经济增速唯一最稳健的、最相关的事实”[1]，并不能无条件成立，不能无条件地用于分析所有时期的经济史。也就是说，各国经济增速除了受到随机因素（如农业社会的天气因素）影响以外，也会受到重大的结构性因素（如工业革命）的影响。如果说在单纯随机因素作用下“均值回归说”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在重大结构性因素作用下的均值跃升则无法被“均值回归说”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