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稳健性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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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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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列（4）中工具变量的Anderon canon.Corr.LM统计量为7.9e+05，P值为0.0000，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2.1e+07，对应的Stock-Yogo弱识别检验的10%临界值为16.38；***；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所有标准误都聚类在产品—目的地层面。

由于经济政策属于目的地层面的宏观政策，中国企业个体的微观行为很难影响目的地层面的宏观政策，所以中国企业出口和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几乎不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同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严格控制了年份和产品—目的地固定效应，有效避免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为了适当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滞后项PUt-1作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然后进行回归。表2第（3）列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然稳健。为了进一步减少内生性问题对结论的干扰，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选取本国（地区）之外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平均值作为本国（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工具变量。从方法论上讲，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应和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相关性），但同时和随机扰动项不相关（排他性）。关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肖小勇等（2019）[44]认为，不确定性除了会对本国带来冲击，还可能会波及其他国家。Kang和Yoon（2018）[45]研究了9个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程度，结果显示总关联度为67.4%，显示出较高的关联度。鉴于各经济体经济政策具有高度关联性，王义中和宋敏（2014）[46]、陈国进和王少谦（2016）均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并检验其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关于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有理由相信，A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难以直接决定B国企业出口到C国。表2第（4）列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的2SLS估计得到的结果。结果显示，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仍显著为负，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能够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