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国际蓝碳伙伴成员：国际蓝碳合作发展与中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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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蓝碳合作发展与中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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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2017年12月

2016年，《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 21）通过，“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取代《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的强制减排机制，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时代（巢清尘等，2016）。在下一阶段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确定之际，主权国家政府开始出面推动蓝碳发展，蓝碳议题也从科学认识转向纳入《协定》相关机制。澳大利亚是全球蓝碳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三种蓝碳生态系统在全球均占有重要位置，积极推进国际蓝碳合作和发展符合其自身利益。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2013年补充版：湿地》（以下简称《补充版》）发布不久，澳大利亚就率先将海草床、红树林和滨海沼泽纳入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在COP 21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发起了包括国家政府、政府部门、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国际计划等（表1）在内的“国际蓝碳伙伴”（International Blue Carbon Partnership）倡议，在马拉喀什气候变化大会（COP 22）和波恩气候变化大会（COP 23）期间召开蓝碳问题边会，并已分别在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和斐济召开了三次年度研讨会，将蓝碳纳入NDC成为历次会议的主题。从“蓝碳倡议”到“国际蓝碳伙伴”，蓝碳国际合作推动者悄然由国际组织转为澳大利亚政府。“国际蓝碳伙伴”政府成员既有美国、印度尼西亚等海洋大国，也有管辖海域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它们都远离澳洲大陆，澳大利亚对它们施加影响的空间十分有限，从已召开的“国际蓝碳伙伴”年会看，相关国家成员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大多仅派科学家或大使馆官员与会。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将目光转向数量众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