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农户生计脆弱性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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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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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与第一主成分相关性较大的驱动因子主要有牲畜存栏量、家庭生产机械设备、家庭住房结构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数，载荷系数均在0.8以上，表明物质资本与农户生计脆弱性呈高度相关性与第二主成分相关性较大的驱动因子主要有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生态补偿政策了解度、退牧还草参与积极性和生态保护意识倾向性，载荷系数均在0.8以上，表明认知资本与农户生计脆弱性呈高度相关性.与第三主成分正相关性较大的驱动因子主要是农户生计方式、家庭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能力、技能培训机会，载荷系数为0.7以上，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与第四主成分正相关性较大的驱动因子主要是邻里联系紧密度、社会关系信任度，表明社会资本与农户生计脆弱性呈高度相关性.从驱动力可以看出，农户生计方式（7.62%）、生态保护满意度（8.67%）、生态保护意识倾向性（7.87%）、牲畜存栏量（7.25%）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四大核心因素.物质资本（22.20%）是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力，因为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存量，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农户生计多元化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态保护与传统农牧活动的“竞地矛盾”成为驱动农户生计脆弱性上升的关键因素，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形成扰动与冲击.其次是认知资本（19.60%）、社会资本（14.68%）、人力资本（13.97%）、自然资本（12.58%）.从整体趋势看，由于农户生计受区域自然条件、政府制度政策和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资本拥有量的减少迫使农户转变生存理念以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社会资本和认知资本本身的不稳定性，造成生计变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进而成为驱动生计脆弱性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金融资本（8.01%）的增长比较缓慢，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驱动最小.生态保护发展趋势逐渐刺激农户生存理念和发展观念开始转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意识共鸣对当地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渗透，使得以传统粗放式农牧活动为主的生计保护屏障开始瓦解，对区域整个人地系统形成巨大冲击.生态保护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使得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得到总体改善.但是农户对“政府补偿”生计方式的过度依赖带来了新的生计风险，即有限的土地资源、多变的生态环境、潜在的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隐患，出现了“明面改善、内里脆弱”的生计现状，因此在降低农户生计脆弱度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