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费希特大学思想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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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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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钦斯等人的大学理论集中于30年代导入，有些延伸至本阶段，涉及赫钦斯对大学教育目的[35]、内容[36]和对象[37]的论述。比如，1945年，汪家正在《美国教育家的论战》一文中，站在杜威的立场上，介绍以赫钦斯为代表，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James B.Conant，又译“康能脱”）为支持者的自由教育阵营与以杜威为实用主义为代表两派之间的争论及杜威的反驳。[38]论战的起因是赫钦斯对美国当时大学教育的错误和病灶的诊断及其改革的措施。这一阶段关于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个人自传[39]及大学思想[40]也得以零星传入中国。本期新导入的大学理论当推王承绪译介的加塞特（JoséOrtega Gasset）《论大学的使命》[41]，而占据本期主体的则是德国费希特（Johann G.Fichte，又译“菲希特”）及其《告德意志国民书》。3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者向外寻求资源时，德国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做法成为激发国人的参照，因之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书》大量导入。关于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的演讲，在学界几乎达到人尽皆知的地步。据表1的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张浣生、萧冠英、杨丙辰、马采较为全面地翻译此次演讲，摘录和转载的更是不计其数。此外，从文本上看，当时学者对洪堡（Wihelm von Humboldt，又译“恒保特氏”）大学思想的系统介绍和研究较少，目前所见为对洪堡国家理论的译介。[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