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以宋代小说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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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形与叙事伦理——以宋代小说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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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玉条脱》乃是富家子张生负约别娶，致使孙氏一腔期待化为泡影，进而气绝身亡，该篇隐寓对张生儿戏许婚、致人死命的谴责，这从文本安排张生忧畏死于狱中的结局可知。另外，篇末议论“因果冤对，有如此哉”，亦可见叙事主体公开的伦理介入。《闹樊楼》中，悲剧起因乃是胜仙之父不同意其女与地位低微的范二郎的婚事，致使胜仙气绝身亡，该篇当然隐寓对周父的谴责，但重心却在刻画市井男女生死以之的爱情追求，散场诗“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道出了该篇主“情”的叙事旨趣。从人物塑形的角度看，《玉条脱》中的孙氏与《闹樊楼》中的胜仙同为痴情女子，当然，后者对爱情的追求更为主动、执着，更显市井女子机智泼辣、热情大胆等性格特质。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两个文本的叙事时间设计有伦理意蕴。《玉条脱》的故事时间跨越数年，这从“逾年”“积数年”等较模糊的时间陈述可知，而文本仅千字左右，因而文本呈现出快速叙事的趋势，其实这两点（较模糊的时间设计、快速叙事）也是大多数文言小说的共性。《闹樊楼》在改编文言小说之际，将故事时间设计为有较清晰的起讫时刻，即从春末夏初到次年二月间，总时长缩短为不到一年，而文本共七千字左右，因而文本呈现出缓速叙事的趋势，当然这两点（较清晰的时间设计、缓速叙事）也是大多数话本小说的共性。《玉条脱》故事时间的长时段设计，最核心的是孙氏复活后“积数年”“每言张氏，辄恨怒忿恚如欲往扣问者，郑每劝且防闲之甚”，可见孙氏对张生的怨怒“数年”犹存，这里反映出张生负约别娶带来了严重后果，折射出文本对张生儿戏许婚的道德鞭挞。《闹樊楼》故事时间的缩短，有利于提高文本密度，凸显市井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急切和炽热，而将道德劝惩暂时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