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老年主观幸福感模型中各变量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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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主观幸福感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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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具体来看，在所有解释变量的均值处，年龄对老人生活满意度不同评价的边际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影响效应较小。以“一点也不满意”为例，老人年龄每增长1岁，对生活评价为“一点也不满意”的概率下降0.1%。总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满意的概率逐渐下降，满意的概率逐渐提高。这说明年龄越大，老人主观上越幸福。从城乡差异来看，农业户籍的老人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普遍低于非农业户籍的老人。当所有解释变量处于均值处时，农业户籍的老人评价为“一点也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概率比非农业户籍的老人分别高2.3%和0.5%；而在“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的评价上，前者比后者分别低4.6%和0.8%。这说明，农村老人相比于城镇老人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相对较低。性别和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且即便在10%的水平上也不显著。不同受教育程度对老人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边际效应十分明显，且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然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对生活的评价反而越不满意，以“一点儿也不满意”和“不太满意”为例，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的老人对总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比没上过学老人分别高0.9%和4.1%；获得高中或以上学历的老人与没上过学的老人之间的差异更明显，分别相差1.2%和5.4%。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质量和层次的要求也越高。与子女居住的空间距离较近的老人比其他老人在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非常满意”的概率高4.5%，但在评价为“比较满意”上，前者反而比后者对老年人相应生活评价的概率低2.6%。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收入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文中，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来自亲朋好友的经济支持显著地改善了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评价。但认为自己生活水平相对差一些的老人对生活评价为“一点也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概率比认为自己生活水平相对好一些的老人分别高1.7%和7.3%。相应地，在“非常满意”和“极其满意”上，前者比后者分别低14.6%和2.6%。收入的增加和相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健康是影响老人生活质量和主观感受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初始的健康状况如何直接影响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从初始健康自评来看，健康自评好的老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健康自评差的老人。对于老年人来说，来自子女和配偶的照料至关重要，本文选择健在子女数、子女性别比、已婚子女数、与子女的交往等四个变量作为子女影响的代理变量。本文发现，与子女的交往和子女性别比的影响不显著，且边际效应几乎为0。但健在子女数和已婚子女数对老人生活满意评价具有非常显著地影响效应。在解释变量处于均值时，老年人对总体生活“不太满意”的评价概率随着健在子女数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已婚子女数的增加而减少，健在子女数每增加一人，评价为“不太满意”的概率增加1.6%，已婚子女每增加一人，评价为“不太满意”的概率减少1.5%。这表明子女对老人主观幸福的正向效应，主要来自于已婚子女。在居住环境方面，相比于是否有自来水和是否有冲水厕所，老人室内整洁程度显著影响其对总体生活的满意度评价。以“不太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评价为例，室内不整洁的老人比室内整洁的老人分别高2.4%和低4.8%。这说明，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有助于提高老人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