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雪夜》《鴜鹭湖的忧郁》修订版改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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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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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言之，在译前选材上，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呈现出两点行为差异，体现在选材自主权和翻译材料两方面。第一，“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译者并不是出于个人兴趣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马会娟、王越，2018:67）。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虽然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对译文语言享有较高决定权，能够在充分吸收制度化译文规范的基础上发挥翻译才能，但是在译前选材上，他要翻译的文本由其所在的国家级翻译机构分派，带有“工作职责”或“翻译任务”性质。译本不论内容或形式都需符合外宣标准，有利于树立民族形象，对市场反应的考虑退居其次。而以葛浩文为代表的市场化译者则“持有较大自主选择权，以市场为驱动，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着重提升译本可读性与审美性的背后，是对其商业价值的考量”（任东升，2017b）。第二，制度化译者所译文本带有明显宣传性质甚至浓重政治气息，目的为向外语世界展现中国政策规定、社会风貌、文化文学等，而市场化译者的翻译素材则偏向“趣味化”，多是文学性与大众性兼具的作品，符合读者阅读期待，有利于提升译本销量，对译者个人声誉的传播、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是译者“单枪匹马”开拓市场的行为体现。因此，从翻译选材即可看出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的行为差异，这种差异在译文中呈现为明显的“求真”与“务实”行为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