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20世纪20年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期刊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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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大钊对侯外庐思想嬗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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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李大钊的著作中，还号召历史学家发展“民族经历论”，因当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比较薄弱。致力于研究民族心理学，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大有可为的新领域。他说:“我想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特性，即是使各民族各有其特殊的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11]李大钊尝试性地提出过一个关于民族特性的解释，即是所谓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这一观点曾经受到过梁漱溟的赞扬[12]。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对中国历史的民族特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开端自30年代，中国和苏联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反观历史，引发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力争从历史与现实中找到解读生产方式的根据。中国史学家在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意见与观点不一，一定程度上说，是由苏联史学家的分歧引发的[13]。苏联史学家首先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对应，由此引起了中国史学家的浓厚兴趣。侯外庐在之后的史学研究中，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解读，发表了《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后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论证了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看法。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仍不过时。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