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2000—2017京沪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趋势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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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识别妇女健康需要准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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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京沪2000—2017年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率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6]和上海市卫生计生数据[7]。

通过识别的权威程度、及时程度、连续程度、最具权威的报告数据收集系统程度以及识别的可信程度5个层面综合分析识别健康需要的准确程度。首先，京沪识别需要的权威程度17年间提升幅度不大，虽上海的起始识别权威程度和2017年的权威程度均略高于北京（t=–7.488，P<0.05），但分别仅高出19.4%和6.8%。其次，上海2000年识别需要的及时程度高于北京（t=–7.490，P<0.05），但提升幅度略缓，两地差异不大且均不高。第三，上海发布信息连续程度在2000年高于北京（Z=–5.000，P<0.05），但两地整体发布连续程度均较低，2017年仅分别达到20.9%、30.0%。第四，上海权威报告信息收集的系统程度初始仅为3.4%，但至2017年提升至37.8%，且两地存在差异（Z=–2.835，P<0.05），表明上海虽设置监测系统的时间晚于北京，但提升速度高于北京。第五，京沪对于妇女健康需要识别的可信程度差异不大（t=–0.631，P>0.05），以上5个层面内容如表1所示。综合而言，北京政府等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总体程度由14.5%上升至25.8%，仅提升了11.3%，上海则由22.8%提升至34.6%提升了11.8%，（t=–4.609，P<0.05） ，提示上海在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方面的总体趋势略高于北京，但两地的总体程度均有待提升。此外虽然两地对妇女健康信息的发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但最高也仅达到69.9%，这对准确识别健康需要进程来说，仍是远远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