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还权赋权”与“确权强能”对农地流转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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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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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基于实证结果可以推测，中国农地的产权管制在“还权赋权”阶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放松，农地流转已经接近制度环境下的极限，试图通过新阶段的“确权强能”来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第一，2009年之前对农地流转管制放松与各类法律法规的强化，使得“还权赋权”已经将产权公共域中的租值基本内部化，进一步扩大农地流转的潜在收益空间有限；第二，“确权强能”阶段更侧重于提高农户地权的排他性和功能性，包括延长农地承包期、强化经营权、赋予抵押、担保权能等，而不仅限于农地流转，因而对强化农地流转权的边际效果不大；第三，农地对于农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格化财产，而“赋权强能”所决定的排他性增强，将进一步由赋权的身份化（成员权）、确权的法律化（地块、面积、合同、证书的“四到户”）、持有的长久化（长久承包权）而增强其“人格化财产”特征，由此诱发的禀赋效应将加剧对农地流转的抑制。因此，从通过农地流转来改善农业规模经济性的角度来说，产权界定及强化地权并不能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