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模型中变量设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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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可达性改善与制造业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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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参考其他学者的做法，本文引入人力资本、实际利用外资额、自然禀赋、拥挤成本、地方保护、职工工资水平和省会城市虚拟变量、地理条件等控制变量。城市人力资本水平（human）。人力资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历来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该地区越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越有利于吸引更多企业进入。本文用各市高校及中学在校学生数占全市总人口比重来度量人力资本。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本文采用城市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额（fdi）进行测度。fdi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影响仍比较模糊。fdi进入往往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促进制造业集聚；但盲目引进与现有产业体系不匹配的国外资本，反而会阻碍当地制造业的自然集聚。城市自然禀赋（endow）。自然资源禀赋对于企业区位选择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参考路江涌和陶志刚（2007）的研究，使用地区采矿就业人数占全单位从业人数比重进行度量。城市拥挤成本（cong）。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拥挤成本一方面来源于由辖区空间逐步扩大导致的企业居民通勤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密度不断增加会导致企业土地成本即地租逐步提高，这些都会阻碍产业在该地区集中。本文选用就业密度作为拥挤成本的代理变量。城市地方保护程度（prot）。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也应该比较模糊，一方面，地方政府出台支持特定和优势产业的激励政策可能会加快相关产业的集聚，但另一方面，地方保护犹如区际贸易成本，地方保护程度愈加严重，不利于企业扩大潜在市场，对产业集聚产生不利影响。城市工资水平（wage）。作为关键性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形成以及演变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资源状况。大量研究验证了地区自然资源优势能对其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实证检验中，由于缺乏更好直接反映地区自然资源状况的数据，本文除采用地区采矿就业人数占比这一指标外，还采用该市是否有资源型城市（resource）这一虚拟变量作为代理变量。省会城市虚拟变量（capital）。省会城市是该省级区域政治和经济中心，相对而言，有更多优势及机会获得更多的政策及经济资源，进而影响产业活动布局。因此，本文引入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来捕捉这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