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主要变量说明:中国式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预算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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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预算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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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监督、城镇化、工业化作为其他系列变量纳入实证模型并加以控制。狄金华[32]认为信息监督机制一旦启动,将改变预算多层级委托—代理之间的信息结构,并对各级政府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用地方网络信息化程度近似替代,选择地方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信息监督的指标参数。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推进,无论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还是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都需要依赖和受制于土地出让金收入、上级政府返还以及补助收入[33]。用年末地方城镇人口占比作为城镇化的指标参数。作为快速工业化的重要动力,财政收支结构表现为生产建设性财政。付敏杰等[34]认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得益于“当期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财政支出—生产扩张—财政收入增长—加大生产性投资”的良性循环,同时也表现“经济性”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削弱原有工业税基,压缩一定财政收入增长空间,以及土地财政容易引发财政幻觉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产生一定财政缺口,促使地方财政风险显现。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作为工业化的指标参数,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