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长城》1935年第1卷第1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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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季刊出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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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粗体字为民族复兴类型刊文

社调及历史分析类型的文章，主要是关于中国某地或整体的状况以及结合历史对中国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国难危机的极大刺激下，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国人对内蒙古的关注与刺激下，政府、国内有关团体及个人前来考察或游历者络绎不绝，并纷纷撰文介绍绥远，报导绥远抗战消息”[1]8。该类型的刊文与民族复兴类型的刊文并无太大区别，因为民族复兴类型的刊文也会提及到国家当时的某种状态或面临的某种困难。这两种类型的刊文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即有没有在刊文之中抛出自己的观点。“述而不作”是一种态度，“经世致用”也是一种态度。社调及历史分析类型的刊文，一般只对国家范围内存在的某一事件或某一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而不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如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为《绥远概况》作序称:“方今国难严重，经济恐慌，国人惊于救亡之切，佥以开发西北相号召。奈因边卿荒僻，声息隔阂，徒竭谙访之劳，仍多扞格之苦，瞻顾迟疑，良由于此……固就平日见闻所及，不计粗浅，尽量搜求，以充篇幅……聊备有志西北事业者之一种参考资料。”[2]1如第1卷第1期中的《童子军训练之意义及其使命》，则不属于民族复兴类议题，此文中，笔者只是记录了童子军训练的状况，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社调及历史分析类型的刊文还有第1卷第1期的《新疆之概况》《唐代学校状况》《全国产盐统计:共三千七百五十四万担》等，以及第1卷第2期的《平绥铁路客车时刻表》《归绥:扑蝇运动》《中国全国现受义务教育儿童总数》等。这些调查并没有特别的规划，也不集中于某个地域和某个领域，而是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遂于1935年夏派遣以杨芬为首的驻归绥调查组来绥远活动，以密切掌握绥远蒙旗的实际情况。该组成员多为通晓蒙古语的青年，他们除随时注意驻地日常动态和发生的事件外，还按照一定的计划与要求，分赴各旗全面调查，先后编纂出一批以‘调查报告’为名的简志。”[1]8-9在当时的社会记录和通讯条件下，认清社会现实是困难的，但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实在的调查和介绍往往是发表议论的前提和基础，但这些调查和介绍相对于今天来说也是零星的和微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