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1953-1957年农业和副业总产值综合表 (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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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时期的农民经济(1954-1956)——基于各阶层社会心理和行为选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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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49-1958年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综合表》，黔南州档案馆:58-1-133。

农业和副业的产值与构成也能反映合作化时期的农民经济，从黔南地区农业和副业总产值的统计看，1953年为13992.4万元，1957年增加到20444.8万元，1957年比1953年增加了46.1%（具体见表2）。可见，合作化期间农民经济总体上有所提高，且增幅超过了土地改革后的1951-1954年。[9]不过，具体指标并不一致，包括粮食作物、大豆、蔬菜和瓜类、农作物副产品、其他植物栽培在内的大部分指标都有较大幅度提升，但技术作物、饲料和瓜类、多年生木本植物产品则有起伏，尤其是1957年，棉花、黄麻、甘蔗、甜菜和油料作物等供给工业做原料的技术作物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种判断与表1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这种起伏还表现在动物饲养上，1956年的家畜家禽繁殖增长增重为1286.4万元，比1955年减少了16.9%，占农业和副业总产值的比例也由9.6%降低到7.2%。以黄牛和水牛为例，1950年到1955年的6年间，黄牛和水牛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其中黄牛增加13358头，水牛增加8071头，合计21429头。不过，到了合作化高潮的1956-1957年，黄牛和水牛的数量均出现大幅度减少，其中黄牛减少34215头，水牛减少9961头，合计44176头。[10]也就是说，1956-1957两年间黄牛和水牛减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之前6年增加的总和，净减少22747头。这种变化也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似，由于合作化将农户的耕牛、大型农具和土地低价折算给合作化，出现了农户对耕牛不加爱护，多鞭策而少喂食的现象，结果导致耕牛这一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被破坏，“浙江以统购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万多头。”[11]在采集野生植物和捕猎野兽野禽的比例上，1953年为12.7%，1957年下降到9.6%，说明了黔南地区农民饮食结构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但考虑到黔南农民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捕猎野兽野禽的比例仍在10%左右，表明黔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仍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