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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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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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一般而言，城市生态效率要求以尽可能少的环境代价来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共赢[14]。本文认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归因于结构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即内源和外源两部分。结合现有研究和城市层面指标的适用性[16]，本文以资本、劳动力、能源、水资源、经济发展及污染指数作为内源因素，选取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IS）、技术进步（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之和占比，T）、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比，FDI）、金融发展（存贷款之和占比，FIR）、人口密度（POP）作为外源因素，运用Geo Detector工具检验各自然因素、经济社会因素的决定力大小，进而揭示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如表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