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淞沪会战中各长官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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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中的国军越级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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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胡志伟记录:《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171、172页；《墨三九十自述》，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刊印，1981年，第170页。

如前所述，通讯条件的提高为越级现象提供了基础，但实际的战场通讯效力却不甚可观，比如随着战事进行，大量地下线路的维修成本使国军负担严重，只得挑选“最重要之地段”（1）进行电线维持。但关键在于，越级现象在通讯效力低下时也并未消失，反而同样存在，比如会战末期，国军一线部队开始奉命撤退时，张发奎竟眼见部队从自己的司令部门口撤退经过，才“闻知前线已开始撤退”（2），原因是通讯联络不稳定，使得统帅部选择越过司令部将撤退命令直接下传，但有趣的是这又反过来证明通讯系统依旧在越级中起着作用。综上所述，种种看似悖论的场面始终有基本的因果关系，即越级现象与通讯条件并非正比例关系，可以认为绝非通讯条件差，越级现象———尤其是越级指挥———就消弭了。当通讯条件处在良好的状态时，越级现象自然而然会出现，然而通讯条件趋于恶化时，越级现象却非减反增，同样维持在相当频繁的程度上，尤其是上级更会挤兑稀缺的通讯资源，急切地传达统帅部的指令。顾祝同对这个现象认识颇深，他认为“战场扩大，交通通信困难之时”，往往战局情况不明，“指挥官若俟情况十分明了时再行处置，则每失却战机；故必须着眼大局”（3）。这里自然是在众多将领面前为蒋作一辩护，意即越是通讯困难，越需要“大局”来完成行动处理，如此也就根本上将技术与人合一，为越级指挥提供了技术理论上的某种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