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居住安排、代际关系对广州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影响的时期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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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变迁(1998-2017)——以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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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为使回归模型的表达简洁，本表仅输出回归系数及其显著度，并省略了个人特征、健康禀赋、社会经济特征的回归系数。对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及其他统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相关内容。其他同表3。

时期因素对广州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影响不仅具有主效应，还对居住安排、代际关系的影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见表5），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显著更倾向于认同与子女同住而非机构养老（或自我养老），而1998年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则没有显著的倾向性；时期因素在与配偶同住对老年人养老方式认同的影响方面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与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的老年人显著地更认同自我养老、机构养老而非与子女同住养老，同时，1998年与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的老年人显著地更倾向于认同机构养老而非与子女同住养老，换言之，只有2008年与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的老年人更倾向于认同与子女同住而非机构养老；类似的，与2008年相比，1998年、2017年与子女经常议事的老年人显著地更倾向于认同机构养老而非与子女同住，换言之，2008年与子女互动频率高的老年人反而更倾向于认同与子女同住养老而非机构养老。在各因素调节效应的综合模型中（见表5模型12），即使存在一定的统计共线性问题，但时期因素在是否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与家庭成员的和睦情况对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作用上皆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