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变量定义与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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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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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详见参考文献[18]；相对薪酬差距=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企业一般员工平均薪酬；“国内十大”为每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其网站（http://www.cicpa.org.cn）上公布的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前十名。

高管自利行为包括攫取超额薪酬、增加在职消费、拉大薪酬差距等多种形式[18]，本文借鉴Yao（2008）对腐败的归类做法[29]，将高管自利行为区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等“光明正大”的权力寻租为显性自利行为，增加超额在职消费等相对隐秘的权力寻租为隐性自利行为。据此采用“超额薪酬”“薪酬差距”“超额在职消费”3项指标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进行度量。对党组织嵌入程度的度量则从交叉任职和双向进入两个方面采用3个指标进行度量（见表1）。如何准确、有效地度量审计质量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一般来讲，规模较大、品牌价值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为完善的审计程序和较低的审计失败概率[30]，因此本文以“国内十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变量，即若上市公司由“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审计质量”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如下模型检验党组织嵌入、审计质量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